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实现国家治理全方位的现代化。智能化转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如何更智慧地制定公共政策，如何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提供公共服务，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市场培育和监管，如何更公平地推进社会治理，这样一些问题都同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紧密相关。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更好地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提供了强大技术上的支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与无限的可能性。与此前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相比，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大语言模型，通过大语料库、大算力基础与强力算法模型的有机结合，具有前所未有的颠覆性与创新性。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而开发的各类应用，正在深刻地推动科研创新、生产制造、服务提供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全方面转型。与此同时，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扰、威胁和风险，并对市场监管、社会治理乃至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国家治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每个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这样一些方面都需要现代化，并需要这样一些方面相互耦合以此来实现国家治理的整体现代化。国家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现代化的难度与挑战前所未有。特别是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回应和解决国内的主要社会矛盾，也要参与和解决大国博弈与全球治理的一系列棘手难题。因此，寻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要运用各种治理技术来实现治理目标，使国家治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适应力和韧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本质上是一场治理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和创新求变的过程，这也代表着要秉持有容乃大和兼收并蓄的态度，普遍的使用各种各样的治理技术。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能发挥巨大作用，能够助力和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朝着更加高效和稳健的方向发展。因此，积极拥抱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工业技术革命正在重塑经济与社会形态，也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当前经济稳步的增长集中表现为数字化的经济异军突起、新质生产力蒸蒸日上，这对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监管与营商环境都提出了新要求。社会化媒体、短视频、直播的普遍流行与深度介入，使数字社会呈现为相互连通的状态，也对数字生活、数字内容与数字安全提出了新挑战。无论是数字化的经济还是数字社会，都意味着国家治理要加快智能化转型，才能适应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并在新时代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与社会发展。

  放眼全球，大国博弈的背后是制度竞争、人才争夺与技术比拼，这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全新考验。如果国家治理跟不上全球竞争步伐，就可能会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也会影响国际发展环境。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会集中反映在国家治理能力上，而这需要政府在治理理念、体制、人才、工具与能力等方面的全方位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当其他几个国家积极推动把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国家治理时，我们更要迎头赶上和作出示范，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参与和领导全球治理转型。

  实现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重点是实现治理层面的转型，智能化是其手段。我们应该认识到“智能化”与“转型”是两件事，防止变成“两张皮”。不少所谓的智能化转型往往是过分注重技术层面的智能化，而治理层面的转型却付诸阙如，也就没办法实现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与此同时，国家治理的智能化也需要转型的支持和助推，这往往意味着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为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提供适宜的政策保障和制度环境。因此，智能化与转型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需要协同推进和相互支撑，才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开发、算力发展与调度、大数据共享开放与开发利用，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能力支撑。当前，不少地区和部门的政府数字化存在分散建设和重复建设的问题，数据、算力、算法等方面共享不足，造成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数字泡沫”和“虚假繁荣”。如果各地一窝蜂地扎堆投入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也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智能泡沫”。更重要的是，大算力需要巨大的能源支撑，要在智能化的同时推进绿色化发展，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要在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顶层设计下，通过全国性基础资源、能力体系、技术标准、应用范例等的设计、部署和共享，为各领域、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应用提供支撑和保障。特别是要集中统一建设全国一体化智能应用平台，快速推进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共享、算法共建和算力共用，使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减少相关成本、提高效能。

  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要求在制度建设上更进一步，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应用提供制度保障。人工智能技术能在哪些领域使用，可根据何种方式和形式使用，如何部署和应用有关技术，使用后带来的风险和问题如何防范和化解，这样一些问题是困扰用户的核心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进程。比如，不少人面临政策研究和公文写作是不是能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而相关应用难以在技术上完全杜绝，需要加以规范。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相关应用场景千变万化，很难通过一套制度加以规范。这也代表着有关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的制度规范应该是开放、包容的，能够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通过“用中管”“管中用”来实现AI技术的“用管结合”。为此，应加强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制度建设，通过制度保障来划清界限和理清责任，使用户都能够轻装上阵和负责任地在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意味着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的政务运行要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使公职人员的工作模式实现实质性转型。习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AI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要推动各级政府部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在管理和服务中积极探索智能化转型。目前中央网信办已经备案了超过190个大语言模型，但是真正适合政务运行的大语言模型还需要量身定做。在缺乏内部开发和共享利用的大语言模型的情况下，如果贸然使用外部算法，可能带来数据泄露与安全风险。需要开发适合政务运行的大语言模型，通过不间断地积累政务语料库来强化大模型能力，为公职人员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环境与技术支撑，持续优化政务运行。

  实现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技术企业的参与和支持。目前，数字政府建设的主流模式是政府购买客户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要警惕不正当竞争对政企合作和数字政府建设成效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相关企业的技术支撑，但也需注意从政府部门流入企业数据的安全问题，以及政府部门如何掌握技术主导权和控制力的问题。要推动政企协同打造政务运行的大语言模型，并明确有关数据流通、存储与利用方面的安全准则规范。比如，能够最终靠签署安全合约和保密协议来保障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安全。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政府自身的人工智能研发技术、提升应用能力，在购买企业服务的同时增强政府自身的技术能力，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是技术创新与应用，其初衷和归宿是为了加快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和促进高水平开放。在追求技术应用的同时要端正价值定位，时刻牢记是技术围着人转，而不是人围着技术转。智能化转型要能够为各级用户赋能增效，而不是增负添堵，避免带来“指尖上的”和沉重的基层负担。

  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绝非易事，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全面推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AI应用面临不同挑战，需要因地制宜。比如，社会治理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会深度介入公民生活，并触及个人隐私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平等明显问题，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审慎推进。这需要谋划国家智能治理的试点、实验和示范，通过不一样的地区、部门和行业的典型应用来试错和积累经验，进而为更大范围和更深入的应用推广提供相关依据。可以借鉴“监管沙箱”等敏捷治理模式，小范围地探索实验人工智能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一方面使潜在的风险可防可控，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应用推广提供决策依据。为此，应建立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试点推广机制，通过政府、企业与高校的协同来探索典型场景、发现优秀案例，又好又快推动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

  当前，有关人工智能的最大争议在于伦理、安全与法律方面的风险，这对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提出了要求。AI是一种技术，但是技术怎么样去使用、用于何种目的和实现什么价值，却需要伦理考虑、安全评估与法律规范。AI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误用和滥用带来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社会信任危机，也给其未来应用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比如，人工智能用于论文撰写、艺术创作、研发技术等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引发的失业危机以及无人驾驶带来的安全挑战，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习强调：“要加强AI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有关问题也有一定的可能导致部分干部因害怕担责而不敢尝试和应用。若无法就AI应用和监管设定不可逾越的禁区，无法就人工智能应用的价值、准则与规范达成共识，就很难逐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为此，应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应用场景，推动制定和执行伦理准则、安全规则与制度规范，使智能化转型在安全的前提下推进。

  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需要相关技术与管理人才支撑，这对党政领导干部与公职人员提出了新挑战。只有建立一支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才有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要快速推进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培训，使他们具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当然，既要推动人工智能课程融入干部教育体系，也要创新干部教育模式，通过人机协同的生成式教育来培养新一代的国家治理人才。

  [1]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2]习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

  [5]习.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